以下是与刘泓同学在火车上闲聊的一些话。想着都是一些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就一起整理如下。
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比表面上复杂而严峻许多。在长期令人诧异的增长以后，中国开始体验到全面的通货膨胀，大批倒闭的工厂，还有暴跌房价的痛苦。政府试图说服民众中国将不会面临一场硬着陆。经济学家也普遍预期中国将会进入一个相对减速的时期，但是依然能维持在8%左右的GDP增长。依照这些预期，即使面临各种冲击，中国的增长依然将是一场奇迹。
在所有的预期之外，大多数人忽视了一个现实，虽然目前的减速的确由一些明显而直接的外部因素引起，但是正是因为中国现行体制中一些深刻的缺陷，这些外部因素才能够激发迅速的经济转向。这种缺陷的构成原因很复杂，有一些表层的，有一些深层的。下文将描述两种笔者认为重要的原因，并且试图通过简单的比较和讨论分析这些问题预示的未来。
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可以轻易地归结到一种普遍的范式，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低通胀高增长的繁荣以后，经常无法持续自己的发展，导致曾经的成就被一场蔓延的高通胀的回蚀。这种范式在不同的国家发生，但是学界并没有在观察以外提出统一的解释。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原因是生产力的增长过度，而需求的增长却变得缓慢，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因为经济增长导致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出现错位，或者还有经济学家认为信贷泡沫的威胁始终无法被排除。不一而足。我个人较为倾向认为，从经济孤立地看，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创造的回报预期总是有吸收大量流动性的能力，但是长期高速发展会导致经济体本身的信心变得脆弱，一旦外部或者内部环境出现变动，那么有可能导致本被遮掩的泡沫一夜之间变成现实，然后痛苦地爆破。
无论如何地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着重于外因的描述，几乎完全将经济本身独立的看待，也不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的不同。实际上，这种笼统的描述虽然的确符合观察，但是完全无法深入而完整解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现状。因此接下来我将以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变化来考察中国增长问题的内因，并且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整体上看，是较为明显的。这种模式基于中国高额的人口红利，大量鼓励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作为廉价的生产资源，并且以这种优势进行国际的竞争并且获取利润。从某些角度上讲，这是一种基于人口资源的现代重商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的早期曾经出现过一些与政治体制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集中在他们需要的市场条件与具体政策并不符合，于是引发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四、九五年的两场危机。
在将推动了中国二十年的发展以后，这种模式终于开始耗竭自己的潜力。无数的经济学家都指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将会进入一个人口负债的时期。换句话说，依靠这种模式推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本质上将很快面临终结。
如果中国能够迅速地平滑地过渡到一种并不是依靠人口红利，而是依靠大幅度平均人口生产力进步（就如美国战后发展）的模式，那么考虑到中国目前落后的生产力所蕴藏的潜能，中国将依然可以保持一个令人诧异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危机就在这一刻产生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可能终究无法过渡到一个以全面提高生产力为中心驱动经济体模式。
首先是生产力的增长，依赖着保障成本和转换成本（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成本）的大幅降低。前者将至少包括政府的税收、土地政策的稳定，政府对于充分而积极竞争的保护，对于行业垄断的打击。这一点，毋庸多言，目前这种保障的成本非常高昂，甚至在某些行业，垄断是被允许的，而在全国，相对随意的行政行为也是普遍的。而后者也将包括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依靠松散的知识产权政策，迅速利用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并且降低了转换成本。但是也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整个市场对于自主投入降低转换成本的意愿并不高。因此，短期看来卓为有效的追赶政策，在长期来看，将会成为持续降低转换成本的最大障碍。上面只是简单的举例，并不包括所有生产力增长的要素，但是也足以说明，目前现行的体制几乎没有对于市场的变革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
其次目前政府的各项政策均严重地限制了智力和人力的流动。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服务和其他的辅助服务，都是以地方为基础的，这几乎完全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地方限制性和排外性的政策，往往导致了市场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目前如广东加工业发展一样，出现由最上游到最下游一条龙经济链的完全发展和成熟，并且完全固定于某个特定行政区域。而另外一种，就是智力和人力流动的失败，导致了大量产业根本无法形成集中发展格局的现状。由于第一种最优情况需要大量的有利环境，一些时代的运气和长期的投入积累，往往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因而第二种情况在未来恐怕将会更快的出现。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困境的原因，恐怕在于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条件，并无法在政治体制内获得满足。换句话说，在于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经济转型，而政治体制并不能够做出有效的，适应性的配合。下面将通过不同国家的比较，讨论为何这种矛盾会产生，这些矛盾的症结又在何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并不只是中国的，实际上，无论是战后的日本，还是战前的德国，或者其他可以借鉴的国家，例如俄罗斯甚至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整个欧洲大陆，都有一个值得共同的现象，就是往往一个国家可以经历长达十多年的增长，但是之后必然较为长期地陷入泥潭。几乎是除了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国一样，在保持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似乎遇到了一个时间的限制。
我想，较为简单的观察可以发现，往往这个十年甚至于二十年的增长，正好符合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到失效的时间段（几乎可以说，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命周期在二十年左右），并且整个经济体常常在转换入下一个长模式的关键时刻突然死亡。换言之，往往经济体持续增长的中止，往往来源于自我演进的失败。
然而美国是一个例外，即使是曾经出现阵痛，除了1929年大萧条以外，这种阵痛大多数在三年以内，甚至有时候在一两年中就能进入新的循环。这与日本几乎停滞了二十年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的来源，或许可以在政治体制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无论是曾经的德国，现代的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政治体制大多是自我封闭的。日本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由于泛滥的裙带关系，强烈的阶级意识意识，还有日本民族性的阻力等等大量原因，除非最高权威至上而下的推动，这种政治体制是并不欢迎外来者也不欢迎变革的。这也是为什么反而一个由下而上民选的政府反而蹒跚于变革和萧条之间的原因。而曾经的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被封建残余浓浓地缠绕，更加无需多言。其他的国家也大致相同。而美国的政治模式，恰恰完全相反。虽然较为拒绝新人在体制内的提升，美国的政治却是极度开放的，因而能够非常敏捷地对于民众的实际要求变出改变。甚至于美国的政治体制被长期受到攻击的一面--财团政治，也是这种体制有效性的一方面。因为它非常欢迎不同的利益群体表达自己的要求，并且为这些要求左右，迅速做出适合需要的改变。
上述简略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不符合实际文化和政治习惯的自我封闭的体制，往往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或者说，是强调自我延续和自我僵化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来源，往往是一个封闭的体制依靠着利益的链条，或者是模式被习惯和普遍认可，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意识，并且开始整体地寻求自我的生存。也正是这种惯性，往往成为了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模式实际需要的真正原因。而中国也有一样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并不接纳不同群体代言人的活跃表达，也并不会迅速地就最需要的经济形势作出最优的转变，因而终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个问题可否得到解决？理论上是可能的。东方和西方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同的自我演化的模式，因而理论上，东方的政治体制无需经由西方的途径而进行自我进化。例如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改变的模式大致是敞开整个体制，并且任由受到信任和支持的社会人士由外而内推动改革。而中国自从宋朝以来的体制，虽然是一个较为封闭的体制，但是却非常乐于吸收民众进入体制，并且提供远远超出西方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因此，新的思想和理念往往可以非常快地在体制之内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推动体制本身由内自我进化，脱胎换骨。这不但是明清以来的政治体制，也是目前中国选用的体制。所以，理论上，这种体制的进化速度，即使劣于西方的体制，也应该有自己更加稳定的优越性。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没有获得实际观察的证实。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伴随着缺乏强权人物而自我无机延续的体制，一个制度和政策改变越来越缓慢的体制。这个问题的根源何在？我想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问题。在一个国家，一旦民众长期习惯于被体制接纳，除非到了极端情况，都会选择在体制内表达声音，例如美国，这种行为模式被称作为政治成熟。而无论在泰国，台湾和大陆，或者由于政策，或者由于制度历史的原因，民众尚且不习惯在一个国家的体制内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寻求在使用其他的模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因而在一些困难发生的时候，民众第一的反应并不是加入到这个政体中并且试图解决矛盾（例如大萧条以后罗斯福之获得支持），而是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例如泰国）。这就是政治不成熟的体现。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对于政治参与的压制，对于不同政治力量的破坏，民众的政治习惯被推向了不成熟的一个极端，在表面稳定的背后，延续稳定的力量消失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虽然拥有令世界差异的社会流动性，民众的理念和需要依然没有成为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
换言之，目前我们享有的政治体制，在执行力和控制力上类似于曾经的欧洲大陆和日本的政治体制，在符合一种经济模式，并且令其得到发展的时候，因为提供了稳定的空间和有效的执行，是一种有力的支撑因素，而在长期，在面临着经济模式必须不断进行转换的现实需求下，那曾经被拥抱为效率的执行方式，反倒成为了一种最没有效率的阻碍。
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危机最为深层次的矛盾所在。虽然在过去的两次危机都得到了解决，看似我们的政治体制依然有着相对的活性，但是我们应该发现，在过去的两次危机前，实际上是政府自己直接推动了经济模式的变革，问题只在于一些具体的政策不符合经济模式的要求。而现在，政治体制却已经完全落后于经济自然和演进发展的现状，未来必须要求的变革，将不只是修修补补，而是全面的革新。当一种变革的需求变得迫切，而整个经济体却发现政治体制完全的落后，矛盾终究会爆发。如果说目前的国际衰退和大宗商品的价格算是外因的话，那么即使这个具体的外因不存在，在长期来看，我们也很难避免这种要求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匹配的市场需求以一种激烈的模式表达。
让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在目前的发展模式尚还有坚持空间的时刻，矛盾因为外部的意外而诱发。经济体并不会突然陷入衰退，而政治的变革也会因为矛盾而受到推动，这或许能够令中国避免最坏的情况。然而值得悲观的是，即使政治体制意识到了这种问题，较为可能的解决方案也只是缓和而不是迅速地变革。这和上文提到的政治体制的惯性有关。于是，尽管因为这次契机，中国整个国家将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继续延续自己的增长，然而在中期和长期，我们见到这种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错位最终将激发矛盾，而民众对于寻求在体制之外表达意见的喜好也将会导致不满无法被有效地吸收和消解，恐怕一场混乱将被极为痛苦地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我想，我们只能希望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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