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

周六一如往常，完成了日间的工作以后，散步到河对面的体育馆。第一次这么早去游泳馆，时间宽裕的很，走得倒也不急不徐。有时候，在习惯了忙碌的生活中，能够慢慢地走几百步，也是一种享受。路过卖旧书的Raven，就去看了一圈书，顺手买了几本，有点小贵，不过挺方便，店家也一直颇有眼光。待到了泳池，却是有点失望：水池里都是小孩在学游泳，泳道拥挤不堪。游了两三下便没什么兴致，早早起身上岸，冲了个凉准备离开。没想到一推开出口的大门，就发现门外乌压压一片，伴随着雨点撞击地面的声音。下暴雨了！幸好我也不怎么着急，又正好买了几本闲书，找了个长椅坐下来，翻开书随便看看，打发一下时间。

同条长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老先生，目测也有六十多岁了，正在跟另一位年轻的女学生讨论着什么。没有留意，继续翻书。没想到看了大概二十分钟，暴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抬头看看窗外，天色似乎是越来越黑，而雨也越来越大。身边的老先生拿着一张纸，写写画画，似乎在思考什么。他抬起头，看到了我开始变得焦急的神情。我素来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于是两人相视一笑。在之后的又二十分钟里，我抬头看天色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个人也莫名一直在不断地相视对笑，随便说两句，这个天气真差。我又继续低头看书。

大概这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于是他说，我在想一个道德的论题，想不好用词，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于是我抬起头听他讲。他说他在讨论不同的爱，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或者邻里之间的爱。现在他在讨论更加广义的，和他者之间的爱。但是却想不出一个准确的词汇来形容这种爱。每个人不会爱上所有的他者，至多是其中特定的一群或者几群。对于他者的爱总是选择性的。但是这种选择性，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普适性。同样的，这种爱也包含了单一性和多重性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性质。这篇日志并不是哲学日志，在此就不详加讨论了。但是他却一下想不出一个含蓄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复杂的关系。思索了几秒，我询问他是否听说过theory of salience，或许salient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这套理论在人类学中是一个很不重要也很不起眼的分支，不过正好符合了他的要求。

我继续说，theory of salience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描述了一个社会性的现象，也同时容纳了个体的多样性。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可能拥有共同兴趣的他者十分重要，因而广义对他者的爱常常和对朋友的爱重合。对于我这种学哲学专业的人来说，常常思考这些全人类价值的问题，无论是专业技巧，认同感或者别的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因而对于他者的爱往往包含了对于人类整体欣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写下这篇日志的缘故。我们越聊越投机，对于互相经历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没有万贯家财，也没有著作等身。不过是美国社会中普通又普遍的一员。从英雄主义的角度来讲，那都是该如我一般被扫入垃圾堆中的人物，不屑一提的，或者至多是作为“崇拜者”的角色来崇拜英雄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不一样。每个人都值得被欣赏，被铭记。虽然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欣赏一位老前辈，但是我想我可以记述下一位老前辈一生漫长征程的点点滴滴。

跟我一样，这位老前辈喜好颇多，一辈子因而累积下来颇多涉猎。高中的时候，喜欢理科。到了大学，是在一所哲学名校就读，于是又被哲学吸引。但是不甘于专注一块，又学习历史，经济，社会学，以及计算机。他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六十年代末。连Intel 4004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那时候的爱好就驱使他搜索信息，进而写稿发表，也算是最早的一批Geek。这段经历让他和Kurzwell等人都是好友。大学读完，拿着Fulbright的奖金去斯德哥尔摩研究了一年经济政策，然后移居剑桥就读经济学博士。看起来这是非常完美的一段学术人生，至少到这一点为止。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涉猎颇丰的这位老先生，完全没有办法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经济系里面进行专注的单领域的研究。毕竟胸中学识甚丰，有时候跨领域的思考，或者至少是旁征博引，几乎就是一种习惯。但是这样的研究不被许可。那个时候的门派森严甚于今日（或许也差不到哪里去），既然是在一个系里就读，那就好好做相关的研究。于是他的研究生生活过的十分压抑，毕竟选择甚少又不甘愿于耕耘一隅。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在哈佛教书的David V. Tiedeman。Tiedeman是第一位用心理学来研究职业和选择的大师，同时精通哲学。70年代初，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教书。可能是惺惺相惜，毕竟两个人都拥有丰富而多彩的背景，Tiedeman成为了这位老先生研究生院阶段的保护人。也正是在Tiedeman教授的指导下，这位老先生等到拿下经济学的硕士学位便转院进入了教育学院，并且开始了一项利用道德哲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对教育创新进行研究的大工程。

当然，一如各位可以想见的，被组织起来的跨领域学位委员会根本不会通过这样的计划。当时的教育学博士大约只要做一个案例研究，做一些分析引申，就能毕业。对于这样一个容纳数十个案例研究并且有极高理论难度的项目，委员会成员完全不同意。唯一支持他的，也只有Tiedeman。实在没办法说服委员会的其他同僚，Tiedeman使出了一招极其下流的招数。我这是真真切切的说下流，没有用错词。Tiedeman对其他所有委员会成员说，这个小伙子阿，总需要失败才能成长，你们就让他尝尝苦头吧，反正博士论文也不是一定要通过的，你们就让他摔一跤吧。于是整个委员会居然接受了计划，坐等看好戏。事后Tiedeman说，实在没办法，这是唯一能让他们接受计划的法子了。

仅仅花了三个月，一份八开本300多页的研究报告被送到了学位委员会的面前。后来担任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系主任和MBA项目主任的Paul R. Lawrence被这场突袭吓住。在最后通过博士论文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已经成名多年的Paul R. Lawrence一字一句地说，我不相信有人会做出这么一个项目。要不是Tiedeman当时这么说，我是绝对不会通过你的计划的。果然，等我坐到哈佛教育学院的Gutman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在整个教育学院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一份高屋建瓴又横跨多个领域的基础理论论文被完成。

经此艰难的一役，这位老先生也彻底对学界绝望。虽然在博士期间已经在附近一所一般的大学当上了讲师，毕业以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正统的学界，并且永远没有回来。虽然他抱怨再没有无数同僚和学生提供思想的撞击，也没有相对容易的经费，但是他倒也乐于过得自由自在。他找到了一家非盈利的独立研发中心，这家中心愿意资助他进行跨领域的教育创新研究。并且在这个期间自学会计和金融。过了几年，和别人合伙自己开店，出任CFO，期间又运营了几个组织，不过一路上总归坚持着拓展跨领域研究的兴趣，一直到退休，又开始潜心研究科技和哲学。

这就是一段很简短的人生，也是我所知或者可以查证的很小一部分。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出流水帐？其实我是真的想说，人的生命就该被记住，而无需什么理由。不过这次，的确有理由。断断续续了解到了这位老先生的生平，不由得产生敬意。世俗的一点，这位老先生聪慧惊人，学什么通什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我看到更加可敬的，是他不但敢于挑战阻碍，更可以云淡风轻地化解阻碍的能力。听他说，毕业后一帆风顺，虽然事业总不容易，但总算完成了少年的梦想，而且还学有所用。而我孤陋寡闻，对于美国的机会，总是知之甚少。连现在认真考虑的PhD项目，都要靠教授提点。我总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要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付出，硬要挑战所有的压力。真正的聪明在于，面对困难，举重若轻，视若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