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今天的日记以前，想真诚的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Religion: Beyond a Concept. 这本书属于NWO巨资赞助的一个项目，总共一套有五本，这是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完完全全我想学并且我想研究的内容。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翻开目录就应该发现，这套巨著几乎把主要的大陆学派的领军人物一网打尽，用他们全部的智慧来研究社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否了解或者关心宗教，这本书都绝对值得一看。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生存的社会永远离不开宗教。明显一点的，比如宣誓就是一种宗教活动，而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不但宣示，而且把手按在圣经上。即使是最不“宗教”的法国，教会学校收到的政府赞助也远远多于其他组织设立的学校，例如穆斯林学校。而不明显一点的，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思想系统中，到处都存在一些特定的，宗教的影子。
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西方所谓的现代性。想要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在全盘西化的浪潮愈来愈猛。其次的因素，是前段时间的汪晖抄袭事件。不管学界喜不喜欢，汪晖本人已经成了新左派的一个符号或者象征。看到汪晖，我也不免得想起新左派对于现代性的执着。
但是我并不喜欢新左派，特别是不喜欢不加批判地引用现代性这种概念大而化之，甚至是当作普遍真理来研究的这种态度。自己写日记，就比较随便了，全文对于大量概括笼统的词汇都不加批判，比如新左派，比如西方，比如时间性。讨论的时候取其大要便是了。
所谓现代性的概念，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时间的运动是线性的，并且在很大意味上，是目的性的。其次，时间是有其多重性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可以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间轴和时间阶段上。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现代性的概念就好像长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速度，但是目的地却是明确的。这两个特点又暗示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时间的运动是可以如长跑一般比较的，有的先抵达，而有的后抵达。
现代性这个概念似乎没有在中国独立地出现过。我并不倾向认为中国因此“不现代”，相反，我很难赞同时间的多重性。更有可能的是，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根植于西方传统和世界观的概念。而对于现代性最有启发的，恐怕就是宗教。
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兴起，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说，到处充斥着新教革命的影响。这一场改变了欧洲大陆政治和宗教格局的革命，也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思潮。正是新教革命的影响，无论是宗教的信仰以及仪式，还是社会生活，都被非常剧烈而快速地私人化，私密化。圣经从一种公共的，社区性的宗教符号，变成了一种便携式的个人仪式用具。相同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被打散，宗教由一种社会行为变成了一种个体行为。而在很大意义上，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浪潮的根源。这种浪潮的影响，在几乎任何一本现代（不一定是近代）社会理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这种变革也改变了对于圣经的解读。现在，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已经不再如过去一样，是人类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两个个体。是这两个个体他们的选择（吃了苹果），以及上帝的决定（驱逐他们出伊甸园），导致了这两个个体以及他们的后代拥有了时间性：不能永生。同时，他们的时间性，也只是“他们的”时间性，这也决定了容许不同时间性存在的理由。
这一段非常粗浅和笼统的解释，基本就是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根源。关于时间的线性问题，我不知道和宗教相关的解释，就我阅读到的书目，似乎更多是一种文化的偶然。当然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而关于时间的目的性，这点新教本身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答案。
这一点迅速的分析想要表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中国简单地讨论并且引用这个观念，很大意义上，是一种笑话。剥离了一种理论所必需的文化传统，而单纯进行虚幻的讨论，是很难称的上学术的。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愈来愈多这种盲目引用的思潮，只会也愈来愈多地令整个世界变得单一化。我一直很相信作为对于这个世界不同的适应模式，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即使不讨论各种文化的好坏优劣，光是多样性本身，就能够保证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变化和危机时能够有可能做出最适当的反应。不加批判地，单纯地去模仿他人，只会使得我们在未来无法无法面对变革。
这就好像民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无论何当初的希腊模式，还是罗马的共和制都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以为，最大的特征就是，现代的概念是完完全全基于基督教的理念：人人生而平等。这里并不是说人没有高矮胖瘦聪慧愚蠢的区别，而是说从道德上，人类均是造物主平等地创生的，因而没有高下之区别。这是一种很好的理念，我喜欢这个理念，也觉得别人会喜欢，但是从哲学上说，这并不是一个普适的理念。脱离了基督教的背景，这一套论断并不成立。当然成立与否并非特别重要。更加重要的是，在盲目接受着一套理念的同时，我们有可能放弃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思考，也就放弃了人类最重要的多样化的本身。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虚无的担忧，的确我并没有看到更好的制度，或者至少我不知道，而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他们想要的制度中，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忧。
或许是我担忧的太多。而另外一方面，同样值得担忧的是，无论是新儒家还是中国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网民，在以一种类似程度的激进创造出一个臆想中的中国，一个臆想中的中国文化。在这个臆想里，中国文化史优秀的，特殊的，又和别的文化迥然不同。这其实和历史上无数少数民族刻意地创造出一种文化间的不可调和性，不可翻译性的故事是毫无区别的。这种固执地创造出一个他者进而来确认自己身份的行为，从广义上，从历史上，也很难把我们带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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