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

又有好些天什么都没记录了。前些日子和朋友讨论韩寒，过几天又看到冉云飞博客上的一则日志，是一则书评，主要讨论余英时先生关于顾颉刚的著作，突然想起来这个话题。



就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处于一种两难的矛盾，或者说一种自我辩论中。这种辩论的一方面，就是认定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这种个体性的否定。从正面来看，知识分子强调或者崇尚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主要关心两点，一点是万物运行的道理，第二点是道德。而知识分子个体，就是这种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体现和化身。正是在个体中，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够寻找到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上，不存在或者很难寻找的万物之理和道德。而从另外一方面说，这种认知又是脆弱的。不但知识分子常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追求得到道理和道德，而且担心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人性本身，就是摧毁道理与道德的源泉。举个例子，就我自己知道的，民国的著名女作家，陈学昭，曾经说，延安之所以是好的，革命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延安没有电影院。而在国统区，摩登男女出入电影院，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堕落。这一段话，结合上下文，不能够单纯解释为电影院导致堕落，而只能解释为，是电影院的存在，人性中自我倾向于堕落的一面，包括喜欢俗丽的化妆，以及浪费时间和精神在电影院中，就被暴露出来并且得以发扬。换言之，错误的不是电影院，或者不主要在于电影院，而是人本身这种天然的倾向。相同的忧虑，在宋明理学之后，就变得非常明显。而正是因为这种忧虑，传统士人一直渴望超越个人性。无论是宋明理学中几乎被说烂的存天理，灭人欲，还是王汎森先生引用的清朝士人之间互相翻阅日记互相批评的习惯，甚至是TG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有一个超越于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的存在，不受到个体堕落的影响，并且个体可以通过否定自己的个体性，追求这个超越性的存在（或者前后相反），进而取得道理和道德的成就。



当然，这两面并不是矛盾的。如果我们考虑到知识分子一直更加关注于道理和道德的追求过程甚于最终的抵达的话，矛盾两面的存在实际上正好产生并且演示了这一种追求。正是在一种反复的质问，怀疑，否定和肯定中，这种过程得以产生。当然，儒学中对于这种矛盾几乎是假定无须解释的。用完全西方的态度来考虑，有时候也是不必要的。



我关注的部分，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认知超越个体性这个概念的。超越个体性很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避个体性，即使是否认，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性在否定自己。当然，用大陆哲学的说法，这种主语、动词、宾语的解释方法不但是可笑的，也是荒谬的。不过这里不用讨论，因为无论是否一定追随动作和动作者的分析模式，个体性都完全没有办法被完完全全地回避。中国的传统士人自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理由要求一个社会的认知是哲学性上自圆其说的。实际上，基本也不可能。上文列举了多种哲学性上并不完美的可能。



我想要研究的，就是集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也就是上文提到王汎森先生的例子。他的文章给我启发很大。我并不赞同超越个体性是一个单一的趋势。我相信这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辩论和协商。但是他提供的例子却的确很有趣。士人之间互相批评自己的日志，实际上期望的，是通过一种集体性，来克服个体性中不道德的或者广义上堕落性的倾向。王先生很准确地指出，TG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记忆中王先生没有指出这是一个完全外国的，是经由法国传统二手传入德国三手传入苏联四手甚至五手才传入TG执行体系的模式），正好切合了这种需要，认知和预期。我认为，正是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一种漂亮的集体性的实现。在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相对平等的参与，互相的批评，并且加上自我的反省性表演，是绝佳的泯灭个体性的活动。



从更加广义的范围来说，TG提倡的集体性，大致是要到延安时期才完全成型。具体的内容非常复杂，包括完全同一的，蓝色或者灰色的服装，泯灭性别的区别，统一发放的食品，统一参加的类似的生产活动（主要，也基本上就是纺织和耕田），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与延安地区以外世界完完全全不同的社会运作模式，TG使得自己被认知为集体性的化身。（当然，TG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有意或者无意地推动了这种模式，还有待与我研究的继续。）



正在相同的时候，新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这种辩论已经开始失去平衡。道理和道德都遭受到社会现状和社会变迁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又被个人化了，归罪于是个人堕落的倾向被诱发。在这种现实下，对于超越个人性的渴望愈发强烈，而集体性，似乎成为了一个明显的选择。当然，我从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丁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不断陷入这种挣扎，一方面相信自己的个人性，一方面又怀疑之，并且不得不屈从政治。这种挣扎，一直到她晚年，以最终的沉默，或者宣告无解告终（当然，这里也有政治因素）。同样的，一样的问题，也在老毛身上体现。一方面，他融入并且鼓励这个集体性的系统，一方面，又向集体性的系统里注入个人性。这一点上，延安时期并不是好例子。文革却是。



為什么我想要讨论集体性和个人性？因为从延安时期的经验教训，让我意识到，这种否定或者超越个人性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即使是一时的胜利，都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实际上，延安曾经是一个相对政治去中心化的地区。有着几乎现代意义的普选，投票率也很高。无论是出于摆设还是实际的考虑，TG党人位于立法、政府机构的数量都受到限制。相对来说，1937年的政治的力量较之于1942年及以后，要平衡的多。但是这种平衡不断被破坏。有一种很简单的例子，说是因为老毛有权力，直接一下就把坏苗子捏死了。但是有一个一样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回答，这个权力，又是哪里来的？



我想证实的，并且正在努力做的，就是想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希望超越或者否定个体性的价值，给于了TG相当大的权力。為什么？因为集体性有其独特性，或者单一性。作为一个集体，它虽然是多样的，但是实际上还是一个集体。进入这个集体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种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不但包括举止言行上的单一性，也包括思想上的。当然，这种单一性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成功。不过我要指出的是，这种希望超越或者否定个体性的价值，在延安这种实际中，也否定了多重性。从更加遗憾的角度说，实际上士人追求的结果，就是这种否定。幸好因为在历史上，所有的追求都是一个过程，因而分化出大量的多重性。而到了延安（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问题都有了答案，追求被画上了一个句号。或者说，是被认为画上了一个句号。而极权主义就轻而易举地获胜。



其实这也是我毕业论文的主题，欢迎大加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