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

最近读到Charles Taylor的文章，颇有感想。虽然他的文章素喜自炒冷饭，但是间隔一段时间读来，总觉得每次都有一些收获。

对Charles Taylor一直有好感，倒不是因为他曾经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而是因为正是在两年前第一次读他文章的时候，做出了人生中很重要的改变（这里我自己都要笑了，自称学哲学，结果阅读Charles Taylor不过两年！说起来其实我认真接触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今年的事！）。有一部分因为他的启发让我的论文拿了很不错的分数，更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早期的观点还没有后来那样愈发的抽象，恰到好处地在政治、社会、历史之间融合和提炼，对于刚刚开始思考文科的我来说，一下开启了一扇大门，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最近看到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突然让我想到自己的研究。这里想引用的讨论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演变。他的论点主要是，过去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身份认知主要基于关系型的社会网络。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都由他或者她与别人的关系决定。比如父子关系，君臣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身份来源。同时，也因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常常是等级制度的，身份的构成也可以臆想成为垂直的。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这种身份定义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分类属性，比如是美国人，法国人，基督徒或者穆斯林。这些人之间的分类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身份认知来源。这种新的认识，带来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扁平化。伴随着等级制度在身份认知中的愈发消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平等。同时，人和人之间增强了互相的认同，强化了超越人个体的身份认知，因而也就产生了一个超越个体认知，同时也超越个体力量的集合，例如美国人，法国人，或者中国人。因为这种集合性认知的存在，现在的人类对与人类力量和人类能动作用的想象不再基于人类个体而是基于人类个体的限制可以通过数量的增长而不不断突破的假设而形成。

这个观点是否新颖，或者是否可靠，当然是值得讨论的。不过我却很快联想到了自己正在准备的毕业论文的项目。我研究的是中共延安时期的历史。或者更加却切的说，是希望通过史料还原整体的文化环境，进而解释为何中共在延安的时期成为了国共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在很大意义上，老毛在延安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改革，第一次在中国打破了传统的关系型的认知，成功地在日军入侵的背景下，建立起了完全现代性的分类型认知。和老毛相比，老蒋是一个极度传统的的领袖，至少在他的文化态度上是如此。老蒋强调各种传统的文化价值，特别是森严的等级观念，小到家庭，大到国家。这种价值中不平等的成份很大意义上削弱了以民族、以国家为基础可以构建的，平等而凝聚的身份认知。而在延安，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是极度扁平化的，不但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在具体的生活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被严厉的纠正，甚至到了女性大量中型化着装的地步。上下级的严格关系也在不断的运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被打破。同时，因为极度统一化的生活，从着装，住所到生活内容都完全统一，延安的社会中几乎看不到垂直状的社会关系。当然，政府高层的奢靡和威权都被很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对于人类学而言，可以非常粗略的说，大众不知道的，那也就几乎等于不存在。

换言之，延安的社会是一种全新的，也几乎是完全的分类型的社会。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受到日本军队侵略的中国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这种扁平化的分类型的社会，不但对于每个人的参与和价值给于更多的肯定，也给于每个人想象这个集体超越个体能动性的理由。用老毛后来的名言来总结，就是人定胜天。这种积极的，肯定力量的，并且十分适合于抗战主题的认知，我猜测对于老毛的胜利，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之所以无聊想要扯这一段，其实是想说，就我一点点（半桶水都没有）的认知，国内的历史研究，还常常停留在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这件事有什么因果的初级阶段。作为一名人类学的学生，总觉得国内的研究差了很多，且不说缺乏哲学上的深入（除开抄袭前人特别是德国那批社会哲学家以外），甚至对于社会科学的了解也十分浅薄。当然这是我的个人了解。好友中很多专治中国历史的，欢迎加以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