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或者说对我已然不明显了，对于我们的父辈才是。无论怎样的偷换概念，或者按照我和教授的研究，在这片土地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被真心实意地执行过，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宣称按照马克思主义运作的国家。从影响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国。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核心，或多或少也被执行过：至少这个国家有着多次公社化的尝试，并且在很多意义上，有着公社化的精神。这种精神未必是执行马克思主义的缘故。悠久的集体主义思想本身或多或少和马克思的理念是相容的。
而到底马克思的理念是什么？我当时读资本论的时候，没读懂。那时候还把这书当作一本政经读物，不过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哲学和思考的能力，来分析更加深层的意义。后来才明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当作简单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而提出一套解决思路。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深深根植于欧洲的传统。资本主义，若真要追根溯源，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基于个体的等价交换，就已是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重要基础。等到说到韦伯的新教伦理，其实早就迟了。而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但是一个物质上极度富足的社会，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每个人都能真正回到自然天性，按照友爱信任等生活，不再被资本主义交换所束缚和扭曲。换言之，马克思（一个无神论者）对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和期望，实际上是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所能寻找到的一个最符合（宗教）传统理想的资本主义替代品。
且不说从社会和人类学理论上是否有真的“天性”，至少，马克思的这种期望，是很容易唤起共鸣的。
有趣的是，马克思的期望，在中国却是完完全全到了另外一面。在中国的无数次政治运动以后，偏偏在这个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充斥着普遍的不信任和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而这样的结果，虽然原因众多，但是与大量的公社化尝试，以及大量发动民众的运动密不可分。看到马克思的理想到了中国完完全全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有时候令人思考。到底这是政策的缘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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