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

下面是节选唐德刚的一段话。觉得很有理，现在也很适用。特别是学了美国左派的学说，又做农民的研究，自叹自己实在是和现实相去太远了。

　　胡氏原以公费学农。康乃尔农学院因系州立，不收学费。然学生如中途退学或转学，则必须补缴学费。所以胡氏在二年级转学时，中国留学生监督乃自其生活 费中分期酌扣若干，以补所欠。那时的庚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为八十美元，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

　　美金当时的购买力，恐在今日（1978）十倍左右。今日若有留学生能月领八百美元“生活费”，岂非富人？！

　　再拿当时的中国生活费用作比：斯时一美元约合中国银元（“袁大头”或“墨西哥鹰洋”）两元五角上下。适之先生的同乡张恨水先生那时在芜湖一报馆 做编辑，月薪仅银洋六元（约合两块多美金），还要养家活口！（见《张恨水自述》）

　　所以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是牧牛儿，今日便可衣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这样一群花花公子，镀金返国之后，要做什 么样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继续他们在国外当学生时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国的留学生如维持不了以前的标准，则难免自叹“怀才不遇”、“食无鱼，出无 车”了。维持得了的，则其享受难免还要升级。如是则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车洋房……做起了中西合璧的大贪官、大污吏而视为当然。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 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professional bureaucrats），他们眼中哪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笔者读史而发此感慨，绝无意批评老辈。这只是个“时代问题”和“制度问题”，足以发人深省罢了。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 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

　　再者，笔者这一辈，原也只是前辈的余波，我们这批抗战期间没有被敌机炸死，或肺病、疟疾害死的草鞋青年，胜利之后，形容枯槁，衣不蔽体。可是一 旦榜上有名，偷得国家一笔外汇（不论公费自费，自己都可不花一文），转眼之间也就西装革履，钢笔手表，“三机”俱全（照相机、留声机、打字机）；对镜自 窥，居然也是堂堂一表的镀金青年，阿Ｑ心理，谁人没有呢？如果时代不变，学位如常，留学返国之后，职业上得意与不得意之间还不是向“老辈”看齐？管他老百 姓死活！这原是时代的悲剧；时代不变，留美学生有几个会对着镜子诅咒自己呢？

　　笔者在认识胡老师的初期，还是个在美国“山上”打工的“查莱”（美国人鄙视华工的俚语）。记得那时我的工作是每日十二至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周 薪是四十五元，但是和我同工的另外一个“查莱”对我且有点羡慕和不平之感，因为他是“跳船的”，没有“身份”；做我这样的“工”，他还得躲躲藏藏，并向 “介绍所”不断送钱，以便有眼线的介绍人，随时通风报信。一旦“有吏夜捉人”之时，他可有准备地来个“老夫逾墙走”！因而他看到我这个通宵呼呼大睡、夜半 敲门不吃惊的“留学生”，真是既羡慕，又嫉妒。

　　所以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费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着一句四川话向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 穷啥子啊！”可是我这句四川话，胡老师一直未听懂，因为他未到过四川，也没有害过肺病或疟疾，更没有在美国上过“山”啊！

　　庚款留学生是近七十年来我国建国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中国老百姓距离多远啊！